一旦人头落地,便覆水难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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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兰丽 2025-04-05 17:11:21 2南京民防大厦河北省保定徐水县

  与此同时,李启铭有两辆轿车、李启铭经营地下赌博城等等网络曝出的内幕消息经有关部门调查,也被证实均属谣传。

毫无疑问,宜黄事件中,遭遇拆迁问题的肯定不止钟家这一家,还有很多家农民的房子也被拆掉了,但他们并没有都像钟家这样以非常暴烈的形式反抗。而在沿海经济发达地区和城郊农村,土地一旦被政府征用,获得的赔偿至少可以达到每亩五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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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100家人需要拆迁,如果只有1家反对,拆迁就可能拆不了。这样,等于一个农户一票否决了对其它99家有利的事情。换句话说,本来是愿意心平气和的讨论问题的"宜黄慧昌"在被财新网编辑加工后,完全变成了一个批判的靶子。而在近些年来农户地权加强而集体权利越来越弱的情况下,村庄集体对单个农户的干预能力也就越来越弱了,基本上无法改变农户的决定。正如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的,在远离城市的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土地的正常交易价格大约只有每亩两三千块钱,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一万元。

而基层政府面对媒体干预,一般的反应也都是尽快解决问题,尽可能地缩小影响,以免影响政府和当地官员的形象,或被更高一级的政府甚至中央高层看到,陷入被动。而当政府发现对方的要价已经远远超过了他们所能接受的范围的时候,态度就可能会发生一百八十度的改变,突然强硬起来。即使其中有相当部分的差价被政府拿走,但农民拿到的仍然相当可观。

所以,拆迁本身并没有错,问题出在拆迁补偿标准的不确定上。但由于近些年来的政策越来越趋向于给予农民更大的土地权利,村集体的权利越来越小,村级组织和村干部越来越难发挥作用,最终往往是单家独户的农民面对政府。最让人惊讶的是,作为最大的官方媒体的新华社不仅没有支持基层干部的这种积极性,反而在众多媒体中率先发难,几乎是以最严厉的口吻批判了"宜黄慧昌"的"没有拆迁就没有新中国"的说法。面对钉子户,实际上基层政府多数情况下首先想到的当然不会是以强制的方式达成目标,而是会与钉子户沟通,尽可能劝说,劝说不成,再进入谈判阶段,做一定的让步,以换取钉子户的让步。

从道义上说,媒体这样做无可厚非,但在客观上,将政府完全放在非正义的立场上,这就等于鼓励钉子户继续和政府对抗,从而使矛盾走向激化,合理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在这个博弈过程中,正如贺雪峰指出的,能够比较好的既保护农民利益、又能实现政府的目标的,往往是那些土地集体化程度比较高、村干部又比较积极的村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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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年一直很流行一个口号,"我不赞成你的观点,但我会誓死捍卫你发言的权利"。但他的回应不但未能引起媒体上对拆迁的更广泛讨论,只是招来了一轮比之前更猛烈的批评。从客观效果上讲,这种做法无异于鼓励农民与政府对抗。既然如此,为什么会出现钉子户这样的现象,为什么暴力拆迁和暴力反拆迁的事情会时有发生? 三其实原因不难理解,因为中国的拆迁没有规范、固定的补偿标准,即使是征用的同一片土地上的不同人家,补偿的标准也完全不同。

进入专题: 拆迁 宜黄事件 。当然,可能会有人认为,如果只有一家人不愿意出钱,为什么其他人家不能替他分担这一点钱?当然可以,但问题是,今年是99家分担一家,明年可能是90家分担10家,以后逐年递增,搭便车的人会越来越多。这样,农民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人在战斗",胆气就更壮了。正如已经有人指出的,关于这个事件的报道中,始终没有出现钟家的邻居、也就是与钟家一样面临拆迁问题的人的态度,他们是怎样看待钟家的做法的?如果钟家的反抗获得了成功,宜黄政府放弃拆迁,对他是好事,还是坏事?这个问题始终没有得到媒体的回应。

到这时候,钉子户的选择有两个,要么调整策略,见好就收,要么继续与政府对抗,不肯妥协。5贺雪峰以详实的乡土调查资料证实,在"人均一亩三分,户均不过十亩"的中国农村,农户地权的扩大,就意味着集体权利的缩小,导致的结果就是无法进行有效的协商,所以涉及到集体利益的时候往往就无法达成对所有人都有利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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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贺雪峰在《地权的逻辑》一书中指出的,在远离城市的内地经济发展水平落后的地区,土地的正常交易价格大约只有每亩两三千块钱,满打满算也不会超过一万元。但需要强调的是,媒体即使介入,也应当有分寸,以中立的立场客观地反映矛盾两方面的情况和诉求,沟通双方的立场,探索解决矛盾的可能性和具体的办法,并监督其实施,最终促成问题的解决

只要一个法官没有受到即刻的暴力胁迫,他(她)都应该做出合乎良知与正义的判决,如果他(她)不能做到这一点,就应当放弃这个职业。从程序上讲,该案的审理也存在不妥之处。当法官堕落时,一个社会就岌岌可危了。英格兰首席大法官库克就曾阻止国王詹姆斯一世干预法庭,让法庭只以法律为根据,独立于政府的行政部门,并有名言不是国王保护普通法,而是普通法保护国王。但是,他和其他的家长们发现,正当的司法救济渠道此路不通——他们提起的诉讼被法院拒绝受理,意欲旁听三鹿案而不得,更无法得到合理的赔偿。这些问题必须得到回答。

这一判决令人疑窦丛生。但是,他们不能以此推卸个人的责任,尽管体制方面的原因拘囿了他们的权力。

这可以被称为不正义的滋生效应。法官职业因其为正义的化身而神圣,任何背离正义的裁决都亵渎了这种职业的神圣性。

如果法院能够给他们伸张正义,他们不会或者不必走到这一步。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可谓这一滋生效应的牺牲品。

任何一个有良知和正义感的人,对此都会表达不满和抗议。作为正义守护者的法院,却未能履行自己的责任,反而还制造了更多的不正义。在喊口号方面,《宪法》第三十五条已确认公民的言论自由,而接受采访亦并不在法律禁止之列。也许现实情况是,法官所为身不由己,因为他们不能独立判案。

这是法官起码的职业伦理。其所作所为,无外乎捍卫受害者的权益。

可能有人会说,没有司法独立,法官怎能捍卫正义?但问题是,如何才能实现司法独立?它不会从天上掉下来,而是要依赖法律人,尤其是法官这个群体的不断努力。更加重要的是,即便赵连海的某些行为确有违法之嫌,公诉人和法院为何不去追问和调查他实施这些行为的原因?其实,包括公诉人和法官在内,凡是了解案情的人都明了,赵连海作为三鹿毒奶粉事件的受害者家长,是一位结石宝宝的父亲。

意思是说,用恐怖的方式进行统治会导致更多的恐怖。最近,他被北京市大兴区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判处有期徒刑两年六个月,理由是赵连海曾利用社会热点问题,煽动纠集多人在北京和石家庄采取呼喊口号、非法聚集等方式起哄闹事,严重扰乱上述地区的社会秩序。

他曾发起成立结石宝宝之家,四处奔走寻求赔偿。法治社会的经验表明,法官自身的伦理自觉和不断抗争,是迈向司法独立的第一步。如果说不正义第一次的发生,行政监管部门难逃其责的话,那么第二次、第三次不正义的发生就是法院不可原谅的行为。如果说毒奶粉使他们第一次遭受了不正义的话,那么法院拒绝受理等做法使他们第二次遭受了不正义。

正如自由社会的前提是每个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一样,法治社会的前提就是每个法律人都对自己的行为负责,尤其是手执生杀大权的法官。也就是说,法官自身的伦理自觉和职业荣誉感恰恰是推动司法独立和公正的基础和前提,当每一个法官都把捍卫正义和独立裁判作为自己的神圣使命时,司法独立和公正才有可能。

2010-11-22 进入 王建勋 的专栏 进入专题: 司法独立 。比如,2010年3月30日大兴区法院曾不公开开庭审理此案,连赵的妻儿都未被允许旁听,理由是涉及个人隐私。

在一个社会里,当不正义盛行时,通常会遭遇抵制或者反抗,结果会招致更多或者更大的不正义。这也是赵连海以及其他结石宝宝的父母们所做的、表达不满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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